邓辉先生在《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一书中认为:巴人文化的特点，其遗存中明显的存在着西边蜀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原商文化的内涵，而本地以釜为特征的文化则占有重要的份量,他还认为:历史上鄂、湘、渝、黔毗邻地区“巫”、“武”、“乌”等地名的产生，似与“黑色”、“黑褐色”有关，很可能与早期巴人使用的褐色陶的生活器皿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夹砂褐陶釜是这一区域文化的主要内容[19] 。
　　此外，何弩先生在谈到晚商阶段板楯蛮与廩君蛮文化已存在不少差异时指出，廩君蛮到晚商文化单调,几乎完全为釜文化[20] 。
　　笔者认为,在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釜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尤其是在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中大量出现,显然,它是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最典型和最具特色的代表性器物,可以说,它是我们判别早期巴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标尺。长期以来,在巴文化的研究中,凡谈及巴文化的内涵或典型器物,人们便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在巴地出土的柳叶形剑、虎钮淳于及饰虎纹的戈、钺、矛等青铜器,他们似乎构成了巴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和典型器物,问题是,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多为战国到秦汉时期,而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21]。可见,巴人早在西周初年便已名扬天下。此后一直与东面强大的楚国相抗衡,后因受楚逼攻,才逐步西迁。难道说巴人直到战国时期才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吗?显然,这无论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东周以前巴人文化中的内涵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早期巴人遗物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有哪些?这一直是考古学界专家学者们努力探索的问题。而近十几年来,为配合工程建设,在三峡库区和清江流域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大批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为早期巴文化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笔者深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的考古资料不断问世,千古巴人之谜定会被揭开。
注释:
[1]、[6]、[7]、邓辉《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上游居民用“釜”的研究》,《文物考古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2]、《湖南省澧县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第10期;
[3]、《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4]、《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
[5]、《湖北枝江县关庙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
[8]、《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9]、《宜昌中堡岛遗址第四期文化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10]、[12]、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11]、《长阳香炉石遗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类型》,《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
[13]、[14]、[17]、金国林《试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15]、《桑植朱家台商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16]、王然《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人遗址考》,《文物考古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8]、杨华《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三),1998年出版;
[19]、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20]、何弩《略论商时期板楯蛮考古学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第3期;
[21]、《华阳国志•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