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到两汉以后土家族地区出土的铜釜和铁釜
　　战国到秦汉时期,随着巴族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釜的形态也逐步由早期的陶釜演变成铜釜和后期的铁釜。建国以来,在鄂湘渝黔毗邻的土家族地区窖藏出土了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铜釜约30件，其中鄂西南地区约12件,分别出自：恩施的屯堡（1件）、大集（1件），咸丰的清坪（1件）、丁寨（1件），来凤的接龙桥（1件），利川的建南（1件），巴东的火峰（1件），秭归的杨林（1件），宜昌的土城（4件），其中咸丰清坪南家沟出土的铜釜，釜底有铭文“八百”及一鹭、一鱼纹饰。宜昌土城出土的铜釜，釜底有“富贵长宜”和“宜候王”的铭文；湘西地区约18件，分别出自：永顺的毛沟镇多乐（8件，是土家族地区出土铜釜最多的窖藏遗迹，同出的还有铜洗10件），吉首的河溪镇（3件），花垣的龙潭镇（3件），古丈的三角岩乡（2件），吉首的漆树湾（1件），永顺的卡必枯（1件）。此外，龙山的他沙乡1987年还出土铁釜1件。
　　依照考古分期,釜的演变轨迹是由陶釜→铜釜→铁釜演变而来。因此,战国到两汉时期,土家族地区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铜釜,实际上是由早期的陶釜演变而成,是巴人进入青铜文明以后,“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器形上看,依然延续了大口、圜底等特征,只不过质地发生了变化,由陶釜变成了铜釜,有的还饰有双耳。到宋、元时期,又由铜釜变成了铁釜,相比较而言,器形更大,重量更重,饰耳更多,有八耳或六耳。此类铁釜,鄂西南地区共出土两件,一件出自恩施沐抚,为六耳铁釜,重68斤;一件出自咸丰黄金洞,为八耳铁釜,重48斤。不仅如此,在鄂西南土家族地区,铁釜的使用延续到至今,土家人在火塘中普遍使用的鼎罐,实际上就是一种铁釜,这种大口、圜底的鼎罐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十分神圣,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美满,因此,鼎罐不能随地乱放,在火塘必须置于三脚只上,出火塘须置于竹编的箩圈之上,尤其是在使用时,忌讳别人随意蹬踏,甚至连烧火也有讲究,因为土家人讲究的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因此,火不能烧散,火烧散了意味着家庭要“散伙”。这一方面说明土家人受早期巴人文化的影响,对“釜”这种炊器情有独衷,同时也说明土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四、关于“釜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
　　关于早期巴文化与“釜文化”的关系，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
　　王然先生在《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人遗存考》一文中认为:在鄂西南地区，始终有一支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的存在，成为该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因素最稳定的一支文化共同体，尽管这种陶器群随着时代和地域不同，在组合、器类、功能上都在不断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属于事物自身的发展演变，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文化体系代替另一种文化体系,这支“釜”文化究竟代表了哪一个族体?而最能与之配套的就是历史上的巴人，并认为“釜文化”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自身清晰的发展线索，从起止时间、分布范围、沿革变迁来看，与古文献记载中的巴人历史发展、分布范围相吻合，而后世土家族是巴人后裔，他们使用釜的历史更为悠久，王然先生从三个不同侧面,详尽讨论了“釜文化”属巴文化的证据[16]。
　　金国林先生在《试论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认为:“釜文化”是峡江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与同时期周边的文化都有明显的不同,显然属于当地某一群体特有的文化,而在夏商周时期这一地区最强势、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莫过于巴人了。尽管关于巴人起源众说纷纭,但绝大部分学者都不否认巴人曾在峡江地区生存过,而且釜类西迁的时间和趋势也与史书记载的巴人西迁的历史事件相吻合,因此,这类“釜文化”属于巴人文化创造的文化的可能性极大[17]。
　　杨华先生在《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一文中认为:陶釜是鄂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之一，考古发现的资料证明，陶釜在鄂西地区自大溪文化开始，后到屈家岭、龙山至夏商时期，几乎惯穿着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始终，中间无空缺，该釜在各个文化时期与同出土的其他遗物数量比较占相当大的比例，同时，它们自身发展的序列也非常清楚,故鄂西地区的这类陶釜文化无疑是从当地的原始文化遗存中发展而来。关于这支陶釜文化的主人，他认为与古代的三苗文化有关，所谓三苗,即蛮.濮.巴三个民族，而且他还对传统的巴人起源于清江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早期巴人活动中心地区当是在鄂西.长江三峡地区〔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