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第③层为东周早期文化层,出土的各类陶器仍然相当丰富,占遗物总量的 97.3%,器类仍以釜为主,占总量的 68% 左右,一般火候较高,器形较以前变小,有夹砂灰褐陶、泥质灰陶或褐陶等,饰方格纹、绳纹、玄纹、锯齿纹等。
　　由此可见,香炉石遗址自夏代开始一直到西周时期,都有以釜为特征的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土著文化特色十分浓厚,基本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到了巴人晚期的东周时期,虽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说明楚的势力已经到达清江中游地区,但以“釜文化”等为特征的土著文化 (即巴文化) 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无论从陶系和器物特点还是从器物发展的连续和稳定性看,香炉石遗址都堪称为“鄂西清江中游长阳境内的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11].该遗址不仅发现了有刻划文字符号的陶器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更由于出土陶玺印和我国目前最大的卜骨而令世人瞩目。
　　此外，在清江下游两岸和清江与长江交汇处附近的石板巷子、茶店子、鸡脑河、蒋家桥和王家渡等几处遗址的出土遗物中，明显发现以夹砂陶釜为炊器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很可能在香炉石文化与“后大溪文化”之间，找到石板巷子、茶店子和鸡脑河等几处遗存的合理位置，而这类文化遗存的文化性质,当为鄂西地区原始社会末期的一种铜、石并用文化[12]。
　　2、峡江地区出土的陶釜
　　夏、商、周时期,在峡江地区出土陶釜的遗址则发现有数十处之多,按照釜在各遗址出现时代的早晚,有学者将其划分为:夏末商初、商代中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等四类遗存[13] 。
　　其中,夏末商初出土釜的第一类遗存主要有::宜昌中宝岛遗址、秭归朝天嘴遗址、何光嘴遗址等，这一时期前段出土的釜数量较少，器形也较单一，多为侈口，束颈，鼓腹,饰绳纹;后段出土的釜数量及种类增多，多为侈口，器物最大径多在器物肩及上腹部，多饰绳纹,此外还有方格纹、橘皮纹及少量的素面釜。
　　商代中晚期出土釜的第二类遗存主要有:宜昌路家河遗址、三斗坪遗址、杨家嘴遗址、长府沱遗址等，这一时期“釜文化”处于兴盛阶段，出土的釜不仅数量大增，形制也多种多样，釜的重心开始下移，最大径由上部移到器物中腹部乃至下部，纹饰仍以绳纹为主,此外还有网格纹、橘皮纹、方格纹、贝纹等。
　　西周时期出土釜的第三类遗存主要有:巫山双雁塔、忠县哨棚嘴、万州房塘坪等遗址，这一时期“釜文化”依然兴盛，器形多宽侈沿，束颈，腹较深，圜底较尖，器物最大径多在中腹，纹饰以绳纹为主，此外还有方格纹、网格纹等，此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是出现了大花边口沿釜,这种大花边口沿器具有明显的峡江地域特色。
　　东周时期出土釜的第四类遗存主要有: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万州麻柳沱、忠县中坝、忠县哨棚嘴.涪陵小田溪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基本上可以确定在东周，且多在战国时期，此时，“釜文化”开始走向衰落，虽然出土釜的数量依然很多,但已不像第二.三类遗址那样在炊器中占据绝对优势，在器形上，釜的重心继续下移,到东周晚期最大径已到达中下腹部,纹饰以绳纹为主,花边口沿釜的数量依然很多。
　　专家们经过对比分析研究后发现，釜最初是从西陵峡及其以南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且有逐步西迁的趋势，因为上述分类的遗存中,属于夏商时期第一类、第二类遗存基本上在巫峡以东的西陵峡及清江流域;西周时期的第三类遗存在西陵峡地区已不见,而是分布在其以西的巫峡至忠县这一段;到了东周时期，第四类遗存连在巫峡也少见了，而是广泛分布在云阳以西地区，已经出了瞿塘峡[14]。
　　此外，在湘西澧水流域的桑植朱家台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以釜、罐为特色的文化类型，据报道，该遗址公布的文化材料主要为陶器，陶器器类以釜、罐为主体,几乎不见三足器。釜的器形较小，颈部饰戳印纹，腹部饰方格纹，以夹砂褐陶为主，少量的夹砂灰陶，还有少量的泥质红褐陶和黑陶，陶色多不纯正，陶胎厚薄不一,器形多见手制的捏痕 。研究者认为，该遗址的文化特色富有个性，在石门等地常常见到的鬲、鼎、簋、甑、壺、、假腹豆等,而朱家台不见。因此认为，这里似是一支代表着当地土著民族的文化类型，其文化的源头,则与三峡地区、清江流域一支以釜、罐为生活器具的民族有密切关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