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前段的陶釜材料,在各遗址里发现较多,在关庙山遗址中,釜的口沿呈凹沿,红陶,器表精细磨光,还涂有深红陶衣;在中宝岛遗址第一期,其釜多为红褐陶或褐陶,陶胎掺砂或蚌屑、炭屑,釜的器形为宽沿鼓腹;在清水滩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中,陶釜为红陶,陶胎掺炭末,外施以桔红色陶衣,大口,凹沿,鼓腹。这个时期的陶釜从总体上看,多为凹沿,鼓腹,以及多饰以红陶衣的作法[6]。
　　中期后段陶釜的材料仍很丰富,如在清水滩遗址第二期遗存中,釜的口沿外撇,颈部一周较厚,鼓腹,陶胎为夹细砂和蚌壳屑的褐色粗陶。在中宝岛遗址里,陶釜仍然为夹蚌壳夹砂的粗陶,釜的形体一种为折沿,一种侈口无沿,均颈部较厚。另有泥质红陶釜等。杨家湾遗址出土的陶釜为仰折沿,溜肩,圜底,饰绳纹。这一阶段的陶釜总体特点是颈部较前段的厚,器形上有了新的类型和些微的变化[7]。
　　晚期阶段在三峡地区出土的陶釜较少,说明“釜文化”在这一时期趋于衰落,仅川东巫山大溪遗址的墓葬材料,代表了当时陶釜使用的一般情况。大溪遗址的陶釜,质地为夹细砂红陶,器形有直口、小口、侈口三种,有球形腹、鼓腹和长弧腹。在遗址地层遗物中,还出土不少小陶釜,近似明器[8]。
　　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陶釜仍然是大溪文化中最为常见的器物之一,尤其是在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陶釜在各个遗址中出土十分丰富,但到了大溪文化晚期,则出土较少,说明“釜文化”开始趋于衰退时期。这一特点在三峡大坝中堡岛遗址的大溪文化遗存中表现最为明显:一期时,釜的器形为宽沿外卷,沿面微向内弧凹,圆腹;第二期,釜的形体与一期相似,唯口沿稍窄;第三期则演变为窄平沿外卷,扁平腹,这种陶釜,有的是泥质陶,这似乎表现出当时人们对釜使用上试图有所改变的用意;到了第四期,遗址的资料未见有釜的器形,这可能是消失了的原故。总之,从一期到四期,陶釜从流行到不常使用以致消失,或是很少使用[9]。
　　二、夏、商、周时期巴人遗存中出土的陶釜
　　夏商周时期,“釜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败之后再度兴盛，在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的陶器文化中,陶釜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1、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陶釜
　　香炉石遗址[4] 位于清江腹地——长阳渔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两次发掘,因地处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遗址保存较好,文化层的堆积厚度达 4.5 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地层叠压清楚,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且这些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为未间断。其中,在遗址的中心区约209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近4000件各种陶质生活用具中,就有陶釜近3000件,占3∕4,其单位面积出土陶釜数量之大,是目前鄂、渝等地区所有几十处巴文化遗址均无法与之相比的[10]。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共分为 7 层，以下结合釜的出土情况逐层加以介绍:
遗址第⑦层为夏代晚期文化层(碳14测定年代为4090±100), 出土的陶釜很少，陶器主要以罐、瓮、钵、豆等为主，制作粗糙，形制单一，以夹砂褐陶为多，表面饰绳纹，说明这一时期在清江流域，“釜文化”承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特点,仍处于衰落阶段。
　　遗址第⑥层为商代早期文化层(碳14测定年代为3520±130), 出土陶器中,釜、罐的数量和种类增多，占陶器总数的 58.2% 以上，陶质主要为夹砂褐陶、黄褐陶等，器形特点为侈口、束颈、鼓腹、圜底,饰方格纹、三角纹、细绳纹等。说明“釜文化”由衰落期进入发展期。
　　遗址第⑤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出土陶器中,釜为器类之冠,占陶器总数的 90% 以上，器形的大小不一，陶质为夹砂灰褐陶、褐陶、黄褐陶等，饰细绳纹、凹玄纹、方格纹、蓝纹等,说明这一阶段清江流域的“釜文化”进入兴盛时期。
　　遗址第④层为西周文化层, 出土陶器共 2400 余件,其中釜的数量达 2100 多件,占总数的 88.3% 左右，陶质较硬，有夹砂褐陶、灰褐陶、黄褐陶等多种，纹饰有方格纹、绳纹、玄纹等，器形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不少器壁还保留有手指按窝，说明西周时期,清江流域的“釜文化”依然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