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虎钮淳于之功能
　　通观虎钮淳于,它首先是乐器功能,同时又是村寨、氏族部落军事行动的号令之器,此外它还是娱乐、祭祀、祈祷、庆典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祭器。但多年来,从事巴文化研究的部分学者,片面强调虎钮淳于的神圣性和重要性,将虎钮淳于视为巴民族虎图腾崇拜的标志,有的甚至将其视巴国之重器,或王器,显然有悖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首先从数量上看,在湘、鄂、渝、黔毗邻区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出土虎钮淳于达百余件之多,加上解放以前出土的和尚未出土的,其数量至少在数百件以上,巴人当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部落之王。其次,虎钮淳于多窖藏单件出土,数件共存的较少,在考古发现的巴人遗址和墓葬中更是极少发现,且窖藏出土的地点多为山洞、河边或树下,其地理环境绝不象是王者所居之处。因此,说它是王器或重期,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前已论及,淳于源于中原,最早出自春秋齐鲁之间,流入南方后也非巴人所独擅,考古所见除巴地外,尚有湖南、四川、贵州等苗、蜀先民活动地域使用淳于,且淳于之钮虽以虎居多,但间有马钮、桥钮、凤钮和素钮等,仅在鄂西南地区出土的淳于中,除虎钮外,尚有马钮、桥钮。可见,虎钮并非淳于必备之特征。
　　按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演变而成,淳于盘上的虎若真是巴人的图腾,那么原始形态的陶、素淳上则更应该有虎钮或虎纹,因为图腾崇拜的原则是氏族愈原始,图腾影响愈深,巴人要表现其图腾崇拜只能在夏、商时期的陶器文化中,进入青铜文明之后,这种崇拜理当逐渐消失。而实际所见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虎钮淳于时代多为战国至汉代,且多为窖藏,遗址和墓葬出土很少。在此之前发掘的夏、商、周时期的众多早期巴人遗存中(如香炉石遗址),既没有发现在原始的陶、素淳上有虎钮者,也没有找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甚至连陶制的淳于都没有发现。难道说从夏代开始的廩君巴人直到战国以后才形成自己的图腾文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说明虎钮淳于非巴人之传统器物,淳于上之虎形也非巴人之图腾,它有可能为巴人之辟邪物,因为虎钮淳于在当时除了作为一种军乐器外.很有可能还是民间的一种重要祭器,除了显示虎的威严,还要强调虎神避邪之功能,用以避免在战争中或日常生活中受鬼魂之追索,当时巴人尚巫,祭祀时最重虔诚,使用的器皿也必须最为神圣。古人相信鬼魂,以为动物能与之相通,在古人心目中,猛虎不受幽门异路的限制,自然也可食鬼魅,起到辟邪作用,因此,巫师在沟通天地的祭祀中靠动物作助手,这种现象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经常出现,如司母戊大鼎耳部双虎食人,安徽阜南月儿沟的双虎食人尊,妇好墓的双虎食人钺等等,由此可见,巴人不仅从中原汉文化中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而且吸收了汉文化中对虎的崇拜心理,然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淳于加以改造创新,使之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区域民族性,所以说,虎钮淳于是巴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典型器物。也正因如此,虎钮淳于的时代为何晚于春秋而多为战国至汉代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巴地进入青铜时代晚于中原,二是文化传播有梯级效应,产生时间差。如果把战国到秦汉时期出土的虎钮淳于,与夏代晚期文献传说中的“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相联系,不仅不符合图腾产生的时代,而且在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众多巴文化遗存中找不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说,虎钮淳于之虎并非巴人之图腾。
注释:[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2]:朱世学《鄂西古建筑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刘华才《建始南方古猿生存时代及自然环境试探》,《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
[5]:贾兰坡《长阳人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古脊椎动物学报》1957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