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国至秦汉时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战国时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迁进入川东;一部分往南进入了湘西;还有一部分则在清江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战国到秦汉时期,以虎钮淳  于为特征的青铜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为特征的陶器文化,青铜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一)、清江流域出土的巴式青铜器
　　建国以来,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区,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铜器50余件,总的情况如下:
利川境内的凉雾、建南、忠路、谋道等地共出土虎钮淳于3件,铜釜1件,编钟2件。其中,利川忠路出土的虎钮淳于,平盘内刻有人头面、鱼纹、船纹等。
　　恩施境内的屯堡、三岔、白果、新塘、崔坝、大集、白杨坪、旗峰坝等地共出土虎钮淳 于4件,编钟5件, 铜釜2件,铜钲、铜洗、铜壶、铜簋等各1件。
宣恩境内的焦园1990年出土虎钮淳于1件。
　　建始境内的景阳、猫坪、长梁、望坪、三里、茅田等地共出土虎钮淳于4件(其中有1件双虎钮淳于,1件桥形钮淳于),编钟5件,铜钲2件,铜壶、铜矛、铜钺各1件。
鹤峰境内的城关鸡公洞等地共出土虎钮淳于2件。
　　巴东的清太坪、野三河、大支坪等地共出土虎钮淳于4件,编钟6件,均出自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这是鄂西南区域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
　　长阳的榔坪、鸭子口、贺家坪等地共出土虎钮淳于2件,编钟1件,铜戈1件。
　　在上述出土的巴式青铜器中,以虎钮淳于最多,共20件,而整个湘鄂渝黔毗邻区域出土的虎钮淳于仅见于资料报道的就多达75件,此外,历史文献中记载出土的虎钮淳于也达数十件之多,如《湖北通志》记载:“清嘉庆甲子,施南人又在土中掘出大小虎淳,大者五十余斤,小者二十余斤。”在这些出土的虎钮淳于中,保存最为完整、造型最为精致、器物最为珍贵的当属在建始景阳出土的双虎钮淳于。
　　双虎钮淳于出土于清江南侧的景阳区革塘坝二台子,出土时间为1977年3月,由当地农民在50厘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伴随出土的还有铜壶1件。双虎钮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个形状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椭圆的圆柱体。上端有一长32厘米,宽25厘米的椭圆形盘,盘中并立两只长15厘米的铜虎,双虎间有一环相连,便于悬挂,虎身刻有柳叶形花纹,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体态丰满,栩栩如生。同出的铜壶重2.5公斤,高32厘米,长颈上大下小,中部突起,腹部两侧有铜环(已缺失),鼓腹处刻有筛线环纹,为典型的汉代酒器或量器。
　　(二)、虎钮淳于的源流及特点
　　淳于为乐器,由淳与盂两种器形复合而成。《周礼•鼓人》云:“以金淳和鼓”。郑《注》:“淳,淳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制淳于,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铜制淳于多是模仿陶制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钮淳→虎淳,从粗糙向精制发展而成[16],据考证,淳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17]。但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时代最早的淳于出于山东,为春秋时期,以后由山东逐步传入江淮。春秋时代的淳于,主要用于战阵,《国语•晋语》曰:“战以淳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曰:“吴王夫差乃秉战袍,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淳于,并用于战阵。
　　淳于传入清江流域及三峡地区的巴人区域时,则逐步改变了原有的特征,以虎为钮,巴人从东夷人那里继承和袭用了淳于的形体和音乐功能,同时对淳于之钮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淳于之上,使之成为巴民族的象征,并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护。
　　虎钮淳于主要分布于湘、鄂、渝、黔毗邻区域,从战国到汉代,可谓盛极一时[18]。从总体特征看,其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以及淳于的形体特点等,均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有小区域的制作风格。铸范风格各异,使虎钮淳于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局面。从虎钮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间,而湘西地区的虎淳则多在50──55厘米。从虎的形态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淳于在当时存在着小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