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江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清江流域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配合水电工程建设,自1987年以来,清江隔河岩考古队、高坝洲考古队先后对清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6处,这些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8]。
　　石器共出土数千件,器形有斧、锛、锄、铲、钺、锤球、杵、镞等20余种,主要为生产用工具,分别用打制、磨制、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制成,石器制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为清江河滩的烁石。
　　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针、骨镞、骨钩、骨饰等。其中的骨锥、骨针作十分精致,有的骨针,其圆径仅0.5厘米,孔径只有0.08厘米。可见当时的骨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陶器主要有碗、钵、盘、簋、器盖、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种,时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盘、器盖等,时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猪嘴形支座、彩陶单耳杯等。
　　经对比研究发现,清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当于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遗存。从出土的箭镞、鱼钩、网坠等狩猎和捕鱼工具,以及遗址地层中较多的鱼骨、兽骨来分析,鱼猎生活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三)、考古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
　　目前在清江中游地区调查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长阳境内,共有4处,即香炉石、桅杆坪、南岸坪、深潭弯等遗址,在长阳以西的巴东、建始、恩施境内的一些遗址中,虽发现有零星的商、周时期的陶器碎片,但由于缺少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作证据,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凿的答案。在上述几处被确认的早期巴人遗存中,以香炉石遗址最具代表性。
　　香炉石遗址地处清江腹心──长阳鱼峡口,1988年和1989年先后作过两次发掘,该遗址处在陡峭山崖的夹缝中,面积约700多平方米,文化层的整体堆积厚度达到4.5米以上,不仅堆积较厚,且遗物保存较好,这是目前在整个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7个层位,遗址地层堆积中出土文物十分丰富,仅首次发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积中,就出土各类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达9240件。且这些文化遗物自夏商时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而未间断[9],并被学术界确认为是属于“早期巴文化遗物”。现结合地层与出土遗物逐次进行分析。
　　1、 夏代晚期文化层出土遗物
　　香炉石遗址的最底层(第⑦层)属夏代晚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4090±100年),出土的文化遗物类别较简单,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凿、锛等;骨器有骨锥;陶器主要有罐、瓮、钵、豆、纺轮,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釜,在这一时期尚少有发现。专家们从该地层中发现与生活相关的大量兽骨、鸟类骨骸、鱼骨残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鱼猎、采集经济为主,鱼、兽、鸟类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2、商代文化层出土遗物
　　这一阶段共分两层:遗址第⑥层为商代早期文化层(据碳十四测定年代数据为距今3520±130年);第⑤层为商代中、晚期文化层。
　　其中遗址第⑥层出土的商代早期遗物,主要有陶器、小型石器、骨器、卜骨以及大量兽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凿、石锛、石矛头等;骨器有锥、铲、镞、针、锯、器盖、佩饰、牙饰等;陶器以釜、罐最为丰富,占陶器总数的58.2%以上,其它还有盆、瓮、豆、钵、杯、盘、网坠等。
　　这一时期,在遗址附近还发现了巴人墓葬区,在发掘的5座巴人墓中,1座东西向,4座南北向,其葬式均为仰身直肢,其中编号Μ6的人骨架长176厘米,身旁随葬有1件早商时期的大型卜骨和一件较精制的大型骨匕。卜骨系利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这与在遗址地层中发掘出大量用鱼的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遗物的新发现。卜骨虽有残缺,,但全貌基本清楚,全长42厘米,为我国发现的最大卜骨之一。该卜骨两面及周边均经打磨和修整,背面中脊已基本削平,上有大小圆形钻孔100多个,厚的地方钻孔较大,薄的地方钻孔较小,整个钻孔呈横向与斜向排列,部分钻孔有灼痕,从钻孔形态特征看,其年代为早商时期无疑。骨匕长26.6厘米,十分精制,而且用材巧,体型大,器壁薄,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被称为我国早期骨匕之最。在编号Μ4的墓葬中,随葬品为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侈口、圆唇、弧腹壁、圜底。Μ3也出土了一件夹砂褐陶釜,器形为敞口、圆唇、鼓腹、圜底,器身饰细绳纹。说明在早期巴文化中,陶釜不但在生活中常用,死后还把它当作随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