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巴人的青铜文化体现出很强的世俗面貌和功利原则。巴人的青铜文化讲究古朴自然和娱神的功效，并不十分注重装饰。这是巴式柳叶剑之所以多仿西周早期中原剑的形式，而不是就近随仿装饰精美的楚式剑的原因所在，从巴式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特点总的来看，也相对比较单纯，其精美程度无法同江汉楚文化那种华美装饰相比较。与楚式青铜文化不同的是，由于巴式青铜器多用于祭祀，因此特别注重娱神的功效，这在巴式青铜器虎钮錞于上表现尤为明显，巴人从东夷人那里承袭了錞于的形体及音乐和祭祀功能，然后以严谨的态度将錞于盘中的钮式加以改造创新，让虎的威严凌驾于錞于之上，虎为百兽之王，为古代“四神”（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一，相传能避邪降妖，巴人想以此在祭祀中更好地发挥其娱神之功效，求得神灵的保佑。正如有学者所说：“相比较而言，巴文化中比较雅致的成份少，而更多的是自发的、自然的、民族的，或可称为世俗的，甚至在不少的内容上可以称之为粗俗的文化成份较浓厚。”⒂这一方面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巴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因为做为巴地民众，得其自然之造化的陶冶，社会文化发展的层次不高，其行为方式多本质之自然流露。这与巴人“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辩丽之气”⒃的风俗是相符的。巴人当时居住环境恶劣，经济较他地落后，尤其是内陆腹地，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有限，因此，在维系自我生存中，关心的是现实的利益，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
　　三是巴人的青铜文化体现出巴人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巴式青铜器中以青铜乐器虎钮錞于、编钟、钲等为主,它一方面说明这是古代巴人作战时不可或缺的军乐器,体现了巴人天性劲勇、好战喜舞的民族性格,早在周武王伐纣之时,就“歌舞以凌殷人”而名扬于世,“汉高祖平定三秦之战”中更是表现出巴师的风采。巴人这种坦诚豪放、耿直仗义、好战喜舞的文化性格为今天的土家族所继承，如今酉水流域的摆手舞和清江流域的跳丧舞就颇具巴风土韵。另一方面也说明巴文化在吸收楚文化等优秀文化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特点,从巴、楚青铜乐器文化的对比来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巴人的青铜乐器多见于窖藏,少见于墓葬,并与当时的祭祀息息相关；楚人的青铜乐器均出自墓葬,作为随葬品在使用,不见有巴民族这种窖藏形式,并与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二者在青铜乐器的使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楚人以成套的编钟为主,少见有錞于和铜钲;巴人则以錞于为主,少见有成套的编钟,并有相当数量的铜钲出土。据对这些铜钲测音的效果看,仅能发单音,而非双音制,其作为演奏乐器的功能相对较差⒄。从发音效果看,巴人的青铜乐器显然无法与楚人的青铜乐器相提并论,且就时代而论,楚地出土的青铜乐器明显要早于巴地,前者多为西周至战国,后者则多为战国到两汉,显然,巴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注释:
⑴、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⑵、朱世学《虎钮錞于的源流、特点及功能考辩》,《土家学刊》2002年第2期。
⑶、朱世学《清江流域的远古文化与巴文化考辩》,《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⑷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四川文物》2001年2期。
⑸、《长阳香炉石遗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类型》,《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
⑹、金国林《试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⑺、王然《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人遗址考》,《文物考古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⑻、朱世学《论早期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陶釜》,《土家族研究》2005年第2期。
⑼、本条资料由恩施自治州博物馆陈奇林先生提供,在此感谢。
⑽、徐中舒《巴蜀文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⑾、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