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祭祀山神的活动,在川西、滇北一带的纳西族中至今仍有传承,纳西族每年都要举行集体祭祀活动,称为“转山”。祭祀活动的最后都要将作为祭品的陶罐连同里面的谷物就地掩埋,久而久之,当地人也不知道掩埋陶罐的具体位置。土家族地区部分窖藏的巴式青铜器,其埋藏方式应当与纳西族居民中这种祭祀活动有相似之处。
　　1、因战乱而埋藏
　　战国到两汉时期,鄂西南地区局势动荡,战祸连绵,有资料表明:“战国时期,楚国曾一度战领巴国的‘枳’（即今涪陵）,秦也相继占领,大量的巴人流入湘西一带。”⑿可见,楚人伐巴,秦人击巴,战争频繁,巴人饱受战乱,终因实力不济,在举族迁徙、仓皇出逃时携带大量笨重的青铜器随行极不方便,故只能将其窖藏坑埋或藏之山洞,以这种方式埋藏的器物一般都是多件以上。如1981年,巴东火峰一窖藏坑中出土编钟、洗、釜、壶、钫等青铜器21件;1986年,秭归杨林三渡乡下马台窖藏出土4件虎钮錞于和1件铜釜,这是鄂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多件錞于同出;1989年,恩施白果金龙坝一山洞中出土编钟、洗、壶、簋等8件青铜器;1990年,巴东大支坪连三坡一洞穴内共发现了编钟六枚,这是鄂西南地区首次发现多枚编钟同出;最为典型的是1994年,在宜昌土城乡三岔口村的一山腰部发现一窖藏坑,距地表深0.3米,长径1.7米、短径1米,深0.8米,呈一不规则椭圆形⒀。坑内放置12件青铜器和11000余枚铜钱。青铜器有釜、鉴、洗、盘、錞于、钺等;钱币有“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半两”、“直百五铢”。青铜器中钺为商代,錞于为战国,其余为汉代。因出土有三国时期的钱币,故专家推断,该窖藏坑埋藏的年代当在三国时期。窖藏坑中除一件乐器和一件兵器外,其余10件皆为日常生活用品,尤其是几件铜釜,底部均有当年用火烧过后遗留的烟炱。除大量铜钱置于铜釜、洗内以外,青铜器的放置杂乱无序,錞于横置,给人的感觉好象是仓促而埋藏的。有学者认为,三岔口村位于宜昌城南岸约20公里,这里除水路以外是通往重庆的陆上交通要道,三国时期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在这一带留下了不少遗迹包括一些地名等,该“窖藏坑”中的青铜器可能与此战事有关⒁。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此珍贵且数量众多的青铜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埋之山野或藏之山洞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战乱逃亡时携之不便,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
　　除上述论及的两种主要因素外,有的窖藏青铜器也有可能是生产或狩猎活动的遗留。
　　五、结语
　　从土家族地区巴式青铜器的出土状况和文化特点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是巴人的青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战国到两汉时期,出土了如此众多的巴式青铜器,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得到逐步提高、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从而推动该地区青铜铸造业水平的提高,对铜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三峡地区发掘的众多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情况说明，峡江地区当时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成为巴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的中心地区。但在鄂西南内陆的清江、酉水及溇水流域，其文化特质从原生形态上考察，仍具有较强的原始自然色彩。表现在经济文化中，原始的自然经济（渔猎）仍占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较底，耕作技术粗放自然，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协作，自然环境对经济生活起着绝对的制约作用；在制度文化中，其社会组织仍然呈现自然松散式状态，部落和家族的历史延续不衰，仍保留着较浓厚的氏族组织形式的色彩，缺少一套完整的规范和规则来统一全社会成员，部落和家族各自为阵，不能形成合力，因此也无法与东边强大的楚国相抗衡；在精神文化中，信鬼尚巫，崇尚祭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把如此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品献与祖先或山川河神，可见巴人对神的崇拜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