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地区出土的巴式剑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为柳叶短剑，形狭而短，剑体和剑茎（即剑把）无明显分界，有的剑茎上有穿，常饰有兽纹和雷纹。这种剑的祖型，是甘肃灵台西周早期墓中的同类型短剑，同类型的剑也出自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说明这种柳叶短剑为战国时期的巴人仿西周早期兵器而造。
　　另一种为柳叶长剑，通常是两锷（即剑刃）的前锋尖锐而狭，锷本呈自然状缓缓收缩而形成剑茎，没有剑格（即剑身与剑把交结处起护手作用的）整体作柳叶形而长，剑茎扁而有穿，似叶柄，中脊隆起，有的有血槽，剑体多铸有虎皮纹、半圆形纹，剑体下端常有手、心、花蒂、虎、鸟等各种符号。这是祖型于柳叶短剑而长度和剑脊都作了改进的最有特色的巴式兵器。
　　2、矛
　　矛是古代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锋分前锋和两翼。商早期的矛较狭,商晚期、西周及春秋初世多阔刃,春秋中、晚期以后又多狭刃,且有血槽,形制有相当大的变化。峡江地区窖藏出土的矛发现较少,更多的则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墓葬中,窖藏出土的矛见于资料报道的仅4件,分别出自:巴东的官渡口七亩地（1件）,秭归的归州镇水井沟（2件）、沙溪镇（1件）。这些矛的形制与春秋中晚期中原地区的狭刃矛大体相似,因矛为进攻型武器,需求量很大,故在峡江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较多。
　　3、戈
　　戈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勾兵,是用以钩杀的兵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戈绝大部分只剩青铜铸的戈头。《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指出了戈头各部分的比例。援是戈的长条形锋刃部分,内是连接援的插入戈秘的部分,胡是靠近秘的下端延长的部分,其上有穿,以用皮索固住于秘上。鄂西南地区窖藏出土的戈仅3件,均出自清江下游和峡江地区,即:长阳的城郊酒厂（1件）,秭归的卜庄河（1件,靠近阑处饰以虎纹）、沙溪镇（1件）。从戈的形制看,多长胡内虎纹戈,与商代晚期中原戈的形制大体相同。
　　四、 对巴式青铜器埋藏方式的考察
　　如上所言,鄂西南地区出土的巴式青铜器（尤其是青铜乐器和生活器）,以窖藏为多,遗址和墓葬中出土极少,而且窖藏的地点多为河岸、山坡、树下及自然洞穴中,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此贵重的器物却藏之荒野,这种特殊的埋藏方式是否有其特别的用意？长期以来一直是民族和历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1、因祭祀而埋藏
　　民族学的材料告诉我们,远古人类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信奉鬼神,以为高山大川都是鬼神的归宿地,久而久之,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自然崇拜神。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他们常常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祭祀活动。在中原地区,常常于山麓或河岸发现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这就是当时人们祭祀山川神灵,就地掩埋的祭器。同时,在两广和云南等地,窖藏出土了数量较多且时代较早的铜鼓,专家们考其源由,是因为南方古代各族多信巫鬼,在山坡水畔祭祀时,常用铜鼓赛神、娱神,铜鼓作为祭器不能抬回家去,活动的最后一步就是随地挖一深坑,将铜鼓投入土地神的怀抱。
　　据考证,古代巴族与錞于、铜鼓的关系十分密切。錞于和铜鼓均是作战时号令部众的军乐器。据文献记载,巴族后裔又有僚称,唐代渝州南平僚,他们是板楯七性蛮后裔,明是巴族之后,他们在唐代也使用铜鼓。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论》中认为:“錞于和铜鼓是同一部族一先后使用的乐器,因此也就可以证明铜鼓是由錞于发展演化而成。”⑽
　　由此可见,虎钮錞于与铜鼓的功能一样,除了用作军乐器外,另一项重要功能就是用作祭礼时的祭器,当时人们为了村寨和氏族部落的平安,祭祀山川神灵,仪式结束后祭品又不能带回家,只能够就地深埋,将虎钮錞于等投入神灵的怀抱，让天地间的神灵保佑平安。尤其是有些窖藏坑中出两件以上器物者,大多为并列放置,口朝上,似与盛装各种粮食作物有关,专家认为,这本就是祭祀时所为⑾。另外,虎钮錞于平盘内出现的人面像、鱼纹、船纹、钱纹以及洗的内底出现的“富贵宜候王”等铭文内容,也很明显地说明这些青铜器当与祭祀祈福有关。在三峡地区,最早人们多是用青铜器来祭祀水神,以防水患,直到后来人们才集资建庙,巴东的王爷庙、宜昌的黄陵庙等均为祭祀水神而建。正因为当时这些青铜祭品随地掩埋,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巴式青铜器多窖藏于山地、河边和树下，而不是巴人遗址和墓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