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洗
　　洗为日常盥洗用具，犹今之洗脸盆。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汉代最为流行。一般作圆形，敞口，直腹或敛腹，平底，有的器壁两侧有铺首衔环，内底常用双鱼作装饰，并铸吉祥语或纪年铭。
　　建国以来，在土家族地区出土的铜洗，见于报道的有近60件，其中鄂西南地区10件，分别出自：恩施的白杨坪（1件）、白果金龙坝（1件），来凤的接龙桥（1件），咸丰的甲马池（1件）、阳洞合丰村（1件，同出的还有较多五铢钱）、清坪南家沟（1件，洗内有“双鱼纹”和“富贵昌宜侯王”等铭文）、大田坝（2件，其中一件内底有“宜侯王”和双鱼纹，另一件还有“永元十二年造”文字），巴东的火峰（1件），宜昌的土城（1件）；湘西地区49件，分别出自：龙山的他沙乡（1件）、里耶镇湾滩村（1件），吉首的大田湾（1件）、河溪镇（2件，其中一洗内有铭文“阳嘉三年朱提造作”，朱提今为云南昭通，阳嘉为东汉顺帝时，即公元134年）、市郊漆树湾（1件）、市区振武营（1件），永顺的卡必枯（1件）、毛沟镇多乐（10件，其中一件洗底有铭文“富贵宜侯王”，同出的还有8件铜釜），古丈的茄通乡（1件，洗底饰有双鱼纹），花垣的龙潭镇（14件，其中饰有双鱼纹洗2件，单鱼纹洗1件，这是土家族地区出土铜洗最多的窖藏遗迹）、三角岩乡（6件）、吉卫镇排达村（2件）、道二乡（5件，同出的还有虎钮錞于1件，“货泉”1393枚），凤凰的千工坪（1件）、阿拉营镇（1件，洗内有铭文“宜侯王”和五铢钱纹饰），石门的新美镇安乐村（1件，同出的还有15件虎钮錞于）。
　　从土家族地区出土铜洗的形制、纹饰及铭文看，与江、浙一带出土的铜洗基本相似，尤其是双鱼纹洗，形制如出一模，只不过江浙一带的铜洗时代稍早，多为战国和西汉，而土家族地区的铜洗多为东汉，论其来源，它应当与錞于一样，从长江下游由东向西传播而来。
　　3、壶
　　壶大都是容酒器，但也有汲水、注水和盛水的壶。
　　土家族地区出土的铜壶不多，见于报道的约有15 件，其中鄂西南地区 5件，分别出自：恩施的白果金龙坝（2件，同出的还有编钟、洗、簋等6件青铜器），建始的景阳革塘（1件，同出的还有双虎钮錞于1件），巴东的火峰（2件，同出的还有编钟、洗、釜、钫等19件青铜器）；湘西地区 10件，分别出自：龙山的红岩镇（1件，壶上有铭文“黄师作大牢”）、红岩溪（1件）、里耶镇湾滩村（1件），吉首的大田湾（1件）、河溪镇（1件），花垣的吉卫镇排达村（1件），凤凰的燥子坪（3件，同出的还有钲2件，五铢钱104枚），石门的磨市乡俄凤村（1件，同出的还有虎钮錞于1件）
　　从鄂西南及湘西北地区出土铜壶的形制看，多长颈圆腹圈足式，有的饰有双耳，时代多为东汉，既有仿中原地区春秋时期铜壶的特点，也有仿峡江地区陶壶的特点而制作，笔者2005年在巴东万人坑墓群发掘中，在编号M4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陶壶，其形制与窖藏出土的铜壶十分相似。
　　三、 青铜兵器
　　以巴式剑、矛、戈等为代表,这类青铜兵器在土家族内陆腹地很少发现,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即巴东、秭归、巫山、奉节等地,时代较早,多为战国时期,尽管窖藏出土的不多,但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出土,这种现象与巴式青铜乐器和生活器形成鲜明对比。
　　1、巴式剑
　　剑为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的兵器,《说文》云:“剑,人所带兵也。”在西周早期就已流行,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青铜剑最盛行的时代,当时人们佩剑还有表示等级身份的意思。汉代铁剑流行以后,青铜剑逐步被取代。鄂西南地区出土的柳叶形巴式剑，在内陆腹地很少发现，主要集中分布在峡江地区，即巴东、秭归等地，时代较早,多为战国时期,且不仅仅是窖藏出土，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不少。窖藏出土巴式剑,见于报道的有6件,分别出自:巴东的官渡口七亩地（1件,同出的还有矛1件）,秭归的中口镇西砖厂（1件）、芝兰与杨林交界处（1件）、归州镇水井沟（1件）、沙溪镇（1件）、香溪镇（1件,长50厘米,重1.75公斤,剑格上有“越王州勾,自作用剑”的铭文,为鸟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