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汉代有“釜底抽薪”的成语,“民以食为天”,炊器是人类饮食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其变　　化往往反映出不同地域人们的不同生活习惯、文化发展与相互交流,是反映年代、地域变化最为重要的遗物。考古资料证明,在鄂西南的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釜的使用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
　　依照考古分期,釜的演变轨迹是由陶釜→铜釜→铁釜演变而来,考古学通常所说的陶釜,一般具有圜底、夹砂、大口等特征,在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时期,釜是出土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器类,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城背溪文化是清江口岸至三峡腹地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秭归柳林溪、朝天嘴、路家河、窝棚墩、巴东楠木园、福里溪等地均有发现,出土的陶釜可分为大口釜和小口釜,陶质夹砂或夹炭,陶色以红褐色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制作主要采用泥片贴接法成型。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左右）,陶釜仍然是最常用的炊器,尤其是在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陶釜在各个遗址中大量出现,这一特点在三峡大坝中堡岛遗址中表现最为明显。
　　夏、商、周时期,“釜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败之后再度兴盛,在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中,陶釜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这一时期,在清江流域以香炉石遗址为代表,在该遗址的中心区约209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近4000件各种生活用具中,就有陶釜近3000件,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其单位面积出土陶釜数量之大,是目前鄂、渝等地区所有几十处巴文化遗址均无法与之相比的⑷。专家们经过考证后认为,香炉石遗址自夏代晚期开始一直到西周时期,都有以釜为特征的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土著文化特色十分浓厚,基本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到了巴人晚期的东周时期,虽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说明楚的势力已经到达清江中游地区,但以“釜文化”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即巴文化）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无论从陶系和器物特点还是从器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看,香炉石遗址都堪称为“鄂西清江中游长阳境内的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⑸。
　　与此同时,在峡江地区，出土陶釜的遗址则发现有数十处之多,按照釜在各遗址出现时代的早晚，可将其分为:夏末商初、商代中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等四类遗存⑹。经过对比分析后发现,釜最初是从西陵峡及其以南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且有逐步西迁的趋势。因为上述分类遗存中,属于夏商时期的第一、第二类遗存基本分布在西陵峡及清江流域;西周时期的第三类遗存主要分布在巫峡至忠县一带;东周时期的第四类遗存则主要分布在云阳以西地区。
　　总之,在鄂西南地区,始终有一支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的存在,成为该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因素最稳定的一支文化共同体⑺。笔者认为,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有其独特的土著文化特征和自身清晰的发展线索，其使用时间之长、出土数量之多、在出土遗物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其它任何器物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它是我们判别早期巴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标尺⑻。
　　由此可见,战国到两汉时期,土家族地区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铜釜,实际上是由早期的陶釜演变而成,是巴人进入青铜文明以后,“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器形上看,依然延续了大口、圜底等特征,只不过质地发生了变化,由陶釜变成了铜釜,有的还饰有双耳。到宋、元时期,又由铜釜变成了铁釜,相比较而言,器形更大,重量更重,饰耳更多,有八耳或六耳。此类铁釜,鄂西南地区共出土两件,一件出自恩施沐抚,为六耳铁釜,重68斤;一件出自咸丰黄金洞,为八耳铁釜,重48斤⑼。不仅如此,在鄂西南土家族地区,铁釜的使用延续到至今,土家人在火塘中普遍使用的鼎罐,实际上就是一种铁釜,这种大口、圜底的鼎罐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十分神圣,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美满,因此,鼎罐不能随地乱放,在火塘必须置于三脚只上,出火塘须置于竹编的箩圈之上,尤其是在使用时,忌讳别人随意蹬踏,甚至连烧火也有讲究,因为土家人讲究的是“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因此,火不能烧散,火烧散了意味着家庭要“散伙”。这一方面说明土家人受早期巴人文化的影响,对“釜”这种炊器情有独衷,同时也说明土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