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资料看，两湖地区楚文化分布区域，西周至战国时期编钟的出土数量很多，单湖北境内就出土约300多件，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64枚成套编钟，是至今为止在中国青铜乐器中，发现规模最大和最完整的组合。土家族地区窖藏出土的编钟，甚至在巴人王墓中出土的编钟，多与湖北、湖南地区编钟联系密切，如涪陵小田溪巴王墓中出土的一套14枚编钟，与河南信阳楚墓中出土的编钟几乎同出一模，只不过是信阳楚墓的时代为战国早期，而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因此，有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窖藏坑中出土的一些铜编钟，理应从两湖地区传入的⑷。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巴式编钟与楚式编钟相比，形制基本相同或区别不明显，墓葬出土的楚式编钟时代偏早，为西周到战国时期，而窖藏出土的巴式编钟时代偏晚，多为战国到两汉时期，显然，巴人的编钟文化是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编钟与錞于一样，也是由东向西逐步传入土家族地区的。
　　3、 铜钲
　　钲的形体似铙，比铙高大和厚重，考古界俗称为大铙。形体鼓部短阔，体部为两瓦相复合状，口部呈凹弧，两侧尖锐，底部正中有一管状甬（柄），甬与钲体内腔相通，使用时，口部向上，柄插入木柄座中。罗振玉在论述钲、铙之区别时说：“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钲柄实故长可手执，铙体短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说文解字》云：“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又云：“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在我国南方，钲出现的时代较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主要出土于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广西、江西等地，而以湖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时代最早。湖北地区发现的铜钲数量较少，仅在江陵雨台山、宜城楚皇城楚墓中发现有铜钲，相对于编钟而言，錞于和铜钲在楚民族中均不是很流行。
　　铜钲在土家族地区窖藏出土并被文物部门收藏和见于报道的有近20件，其中鄂西南地区3件，分别出自恩施的屯堡、建始的猫坪、景阳等地；渝东的黔江县出土2件，一件出自舟白乡寨坡村，钲身饰蚕纹，身长24厘米，柄长13．5厘米，重3．25公斤。另一件出自中塘乡高石村，通高38．5厘米，身长24．5厘米，重2．5公斤，柄首铸有变形鱼纹；湘西地区共出土14件，其中泸溪县一次窖藏出土铜钲10件，是土家族地区出土铜钲数量最多的一处。另外花垣县的三角岩乡、团结乡各出土1件，凤凰县的燥子坪出土2件，同出的还有铜壶3件，五铢钱104枚。
　　据对土家族地区铜钲的测音效果看，其音乐性能比西周至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发现的乐钟（钲）显然要差些，特别是这些钲仅能发单音，而非双音制，其作为演奏乐器的功能相对较差。不过，从铜钲的形制上看，土家族地区出土的铜钲与中原地区的铜钲大体相似，只是从时代上要明显晚于中原，湖南及江浙出土的铜钲时代多为商代和西周时期，土家族地区出土的铜钲则多为汉代，最早也不过战国。因此，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巴式铜钲也是受到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由东向西逐步传入土家族地区的，也或是土家族地区的巴人仿照于中原地区的铜钲而制造的。
　　二、 生活器
　　它以釜、洗、壶、盆等为代表，是窖藏青铜器中仅次于乐器的一个器类。而此类之中又以釜最具有代表性。
　　1、釜
　　建国以来,土家族地区窖藏出土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铜釜约30件，其中鄂西南地区约12件,分别出自：恩施的屯堡（1件）、大集（1件），咸丰的清坪（1件）、丁寨（1件），来凤的接龙桥（1件），利川的建南（1件），巴东的火峰（1件），秭归的杨林（1件），宜昌的土城（4件），其中咸丰清坪南家沟出土的铜釜，釜底有铭文“八百”及一鹭、一鱼纹饰。宜昌土城出土的铜釜，釜底有“富贵长宜”和“宜侯王”的铭文；湘西地区约18件，分别出自：永顺的毛沟镇多乐（8件，是土家族地区出土铜釜最多的窖藏遗迹，同出的还有铜洗10件），吉首的河溪镇（3件），花垣的龙潭镇（3件），古丈的三角岩乡（2件），吉首的漆树湾（1件），永顺的卡必枯（1件）。此外，龙山的他沙乡1987年还出土铁釜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