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出土虎錞的数量上看,它不可能是王器,因为战国以后,巴人势力为楚所败不断西迁，正处于分崩离析阶段,当时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部落之王。
　　第二,从虎钮錞于的埋藏状况看,多窖藏单件出土,数件共存的较少,且窖藏出土的地点多为山洞、河边或树下,其地理环境绝不象是王者所居之地,如果说它是王器,理当在战国到两汉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和墓葬中出土,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三峡地区、清江流域、酉水流域及溇水流域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希望见到的虎钮錞于,在这一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极少发现,因此,说它是王者之器,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第三,按照考古分期,錞于必然是由陶錞→素錞→钮錞→虎錞演变而成,錞于盘上的虎若真是巴人的图腾,那么原始形态的陶錞或者素錞上则更应该有虎钮或虎纹,因为图腾崇拜的原则是氏族愈原始,图腾影响愈深,巴人要表现其图腾崇拜只能在夏、商时期的陶器文化中,进入青铜文明以后,这种崇拜理当逐渐消失,但实际所见却恰恰相反,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虎钮錞于,时代多为战国到两汉时期,而在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发掘的夏、商、周时期的众多早期巴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如香炉石遗址等）,既没有发现在原始的陶、素錞上有虎钮者,也没有找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甚至连陶制的錞于都没有发现。难道说从夏代开始的廩君巴人直到战国以后才形成自己的图腾文化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说明虎钮錞于非巴人之传统器物,錞于上之虎形也非巴人之图腾。巴人的青铜錞于文化应为外来文化传入,也正因为如此,虎钮錞于的时代为何晚于春秋而多为战国到两汉时期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巴地进入青铜时代晚于中原,二是文化传播有梯级效应,产生时间差。如果把战国到两汉时期出土的虎钮錞于,与夏代晚期文献传说中的“廩君死,魂魄化为白虎”相联系,不仅不符合图腾产生的时代,而且在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的众多巴文化遗存中找不到任何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证据。巴人尚巫,祭祀时最虔诚,使用的器皿也必须最神圣,把虎钮錞于当作祭祀中的一种重要祭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古人心目中,猛虎不受幽明异路的限制,可食鬼魅,起到避邪作用,所以虎钮錞于上之虎形更有可能为巴人之避邪物,用以避免在战争中或日常生活中受鬼魂之追索,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祭祀贮贝器上群像中就有錞于和铜鼓用于祭祀的场面。
　　2、编钟
　　编钟始见于西周，为青铜打击乐器，其形式由铙演变而来，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的柄。共鸣箱的平顶称为“舞”，正背的中上部直的阔条称为“钲”，两边突出的乳钉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为“篆”，以下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锐的两侧称为“铣”，悬挂钟体的柄形物称之为“甬”。编钟分斜挂和直悬两种形式，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之为纽钟。无论甬钟或纽钟，其共鸣箱凡为扁突体似上下覆瓦构成的，都可以敲击出两个音，钟音量的大小在于共鸣箱的大小，钟音频的变化主要在于鼓部的厚薄，与上部的“枚”、“钲”等部位没有明显的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在土家族地区窖藏出土的青铜编钟，仅被文物部门收藏并见于资料报道的就有50余件，其中鄂西南地区31件，分别出自：恩施的屯堡（2件）、旗峰坝（1件）、白杨坪（1件）、金龙坝（1件），鹤峰的太坪（1件），咸丰的白水坝（1件）、阳洞（2件）、活龙坪（1件）、黄金洞（2件），利川的谋道（1件）、铜锣关（1件），建始的猫坪（1件）、茅田（2件）、长梁（2件），巴东的火峰（1件）、大支坪（6件，是土家族地区一次出土编钟最多的一处窖藏），长阳的榔坪（1件），秭归的周坪（3件），五峰的长乐坪（1件）；湘西北地区约14件，分别出自：泸溪县（5件），龙山的红岩溪（1件）、他沙乡（1件），吉首的大田湾（2件）、振武营（1件）、漆树湾（1件），永顺的卡必枯（1件），古丈的三角岩（1件），凤凰的千工坪（1件）；渝东地区7件，分别出自：彭水的保家（2件）、黄家坝（1件），酉阳（3件，出土地点不详），黔江的张家村（1件）。从上述可以看出，与虎钮錞于一样，这些编钟多单件出土，成套或数件共存的现象十分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