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湘渝黔毗邻的土家族地区,建国以来窖藏出土了数量较多的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巴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大体可分为三类：即青铜乐器、生活器、兵器等。现就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使用特点及埋藏方式等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 青铜乐器
　　这是巴式青铜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个器类，以虎钮錞于、编钟、铜钲为代表。
　　1、 虎钮錞于
　　錞于为打击乐器，始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到东汉时期。《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郑玄注：“錞，錞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錞于的用途，《国语•晋语》：“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又《国语•吴语》：“王乃秉稃，亲就鸣钟、丁宁、，錞于，振铎，勇怯尽应。”说明錞于是军阵乐器。据云南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錞于和鼓相合的铜像来看，它又可用于祭祀集会。庚午錞于铭文有：“用享以孝，子子孙孙永宝鼓之”的辞句，则錞于也为宗庙享孝时的宴乐器。錞于大致可分六种形式，即：穹顶虎钮式、圆肩侈口龙钮式、扁圆肩桥钮式、扁圆肩虎钮直口式、圆肩甚阔唇边双虎钮式、扁圆肩马钮式等。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在鄂湘渝黔毗邻的土家族地区，共窖藏出土虎钮錞于约百余  件，同时还有2件马钮和1件桥钮⑴。其形制主要为上述的后三种。在这百余件虎钮錞于中，有双虎钮錞于两件：一件出自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建始景阳革塘乡，双虎中有吊环，这是目前唯一一件有出土地点、且保存较好的双虎钮錞于，为虎錞中之珍品；另一件出自湘西，从废品收购站征集而来，出土地点不详。虎錞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出自湖北长阳鸭子口千渔坪，通高69厘米，盘径51×41．5厘米，重48公斤。平盘内饰有人面纹、鱼纹、船纹、鸟纹等纹饰的虎钮錞于共有8件，分别出自鄂西南地区的利川忠路、咸丰甲马池，湘西北地区的凤凰千工坪、召市、吉首万溶江、大庸熊家岗，渝东地区的万县甘宁以及贵州的松桃等地。这百余件虎钮錞于多窖藏单件出土，多件同出的现象发现较少，仅有四处，一是湘西石门县新安镇安乐村熊家岗，1983年一次出土虎钮錞于15件，同出的还有洗1件，从发现情况看，分四层埋放，第四层3件，头尾相交放置，其上覆盖铜洗，一至三层每层放4件，每两件头尾相紧贴放平，应属于规矩的窖藏。二是湘西永顺县城东的卡必枯，1983年一次窖藏出土虎钮錞于4件，同出的还有釜、洗、甬钟各1件。三是鄂西南地区秭归杨林下马台，1986年3月一次窖藏出土虎钮錞于4件，同出的还有釜1件。四是贵州松桃曾一次出土虎钮錞于5件⑴。
　　从虎钮錞于的铸造风格、图案表现手法及形体特点看,鄂西南土家族地区出土的虎錞与湘西北土家族地区出土的虎錞有所不同,一是器物的大小不同,鄂西南出土的虎錞通高多在55—70厘米;湘西北出土的虎錞通高则多在40—55厘米;二是平盘上虎的造型特征有所差异,鄂西南出土的虎錞,虎的形体粗犷,虎口大张而锋齿毕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背饰有双翼,有如虎添翼之势,整个形象威严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张口而不露齿,或露出不明显,尾多上翘,背部无翼,整个形象朴实生动,接近自然界中所见的虎的形象⑵。这些不同特点,说明虎钮錞于在当时不属于专门的作坊制作,而是具有区域制作风格。
　　据考证，錞于最早出自春秋齐鲁之间,后逐步传入江淮,以后又逐步由东向西传入鄂西南及湘西北地区。土家族地区出土的虎钮錞于与中原地区的錞于相比,从时代特征上分析均较晚,多为汉代,最早的也不过战国;从地理特征分析,窖藏出土的多,真正巴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的少。正因如此,使虎钮錞于在巴文化研究中有着种种困惑,尤其是在虎钮錞于的使用功能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通观虎钮錞于的使用功能,笔者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军乐器,同时还可能是娱乐、祭祀、庆典等活动中的一种祭器⑶。但如果说它是王者之器或者是巴民族虎图腾崇拜的标志之器,显然对其神圣性和重要性有片面和夸大之词,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