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织锦西兰卡普的形象特征

发布时间:2013-09-06 11:23 来源:恩施自治州群众艺术馆 作者:刘刈 编辑:州博物馆 浏览:0次

许多美术界的专业人士,在见到西兰卡普中的菱形、三角形和卍字形等不同色块的几何图案组成的多彩图形后,称赞它具有一种抽象美。而我们今天对于抽象美意趣的鉴赏还是来自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难道在中国、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中早就自觉地创造了抽象美?其实,这只是一个认识上的误解。土家族织西兰卡普的民间艺人们对于西兰卡普上的图案如数家珍:这是“实比”(小动物),那是“台台花”,这是“九朵梅”,那是“豆腐架”,这是“猫脚印”,那是“粑粑架”,等等。让人惊奇的是,土家族民间艺人对形象的观念与美术专业人员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学院派认为西兰卡普中的抽象图案,在土家族民间艺人心目中是具象的,并且是她们生活中一些有名有姓的事物,只是这些形象对于画家们太陌生了。正如俄国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所言:“所有一切具有几何图形的花样,事实上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对象(大部分是动物)的简略的,有时候甚至是模拟的图形。”既然西兰卡普的图案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那么,历史上的西兰卡普的形象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图案中究竟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题材内容呢?根据众多织锦艺人们传承下来的一百二十余种传统图案,以及八十余种现代风情图案和创新图案,分别归类,我们认为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包含如下一些形象特征:   

1、蛇——巴人的图腾崇拜   

土家族的先民巴人的图腾崇拜是什么?是白虎,这在《后汉书》等文献中早就明确了,但这些记载巴人崇尚白虎的文献大多是东汉和晋朝这一时期的。记载巴人以蛇为图腾的文献是比《后汉书》早几百年的西汉乃至战国的文献资料。《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楚辞·天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说文解字》:“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象形。”真正能够吞象的蛇是没有的,这是巴人以蛇为图腾,幻想蛇部族的力量之大足以“吞象”,所以刻画其先祖或神灵以蛇的形象而崇奉之,而自称为“巴”。巴字从形象和意义两方面说都是蛇,不考察历史,人们就不会了解巴族以蛇为图腾的事实。其实,在远古时期,许多部落、部族都是以蛇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山海经》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帝生世纪》载:“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   

古文献中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际上都是远古氏族、部落的一些图腾符号和标志,这里的龙或蛇便是他们的图腾。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成的,也意味着远古的各氏族、部落互相吞并,融合其它部落的图腾特征,使蛇图腾不断融合其它图腾而逐渐演变成龙。巴民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很少与其他部落合并、交融,所以一直到先秦时仍保留蛇图腾的标志,这应是巴的真正意义。   

巴民族以蛇为图腾,不仅有古文献的记载为证,而且还能从现实的民族学资料中找到证据。在鄂西境内的巴东、建始等地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佘氏婆婆》,其大意为:佘氏婆婆梦鹰入怀,生下了一儿一女,指谭为姓,兄妹成婚,繁衍子孙。佘氏的子女曾受到老虎的关照。这则神话曲折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特点,佘氏婆婆为何姓佘,佘与蛇同音,正好说明巴人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把蛇作为祖先或图腾崇拜物。这则神话被民族学家们概括为“龙生凤养虎喂奶”。龙,即蛇,佘氏也,与土家先民巴人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时期对蛇的崇拜有关;凤,即鹰,称之为凤,是受了汉民族图腾的影响;虎,是巴人与土家族共有的图腾。   

民族学认为,从氏族到民族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融合过程,图腾崇拜现象也随之交织、融合或者并存,表现出突出的复杂性。因此,有学者认为:土家族是多源合流的一个民族。她的主源是二重的,所谓二重,一是蛇图腾的巴人,二是虎图腾的巴人。她的旁源是汉族的先民以及蛮、濮、越等成分(见董珞先生的《土家风俗建构解析》)。我们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它不仅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了依据与出处,而且现实的民族学的资料也给出了一个明显的实物证据,这就是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西方学者格塞罗在《艺术的起源》中引用了一些材料,说明卡那耶人装饰品上的菱形、曲折线等图形是由各种蛇皮斑纹演化而来的。我们对西兰卡普中的“椅子花”、“梭罗花”、“二十四勾”等图案的骨线仔细观察,就会看出它们与蛇皮斑纹也是极其相似的。这说明了崇拜蛇的原始人,无论来自哪里、生活在何处,在艺术的起源上也应该是一致的。同时,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因素——图腾崇拜,自觉自发地出现在这个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现象中是自然而然的事。土家族织锦西兰卡普中蛇的纹样的出现,正是土家族古老的蛇图腾在他们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再现,是土家人对其先民图腾与心理的追忆。从时间看,我们也可以基本肯定:在西兰卡普发展过程中蛇形纹是最早出现的图案与形象之一。至于西兰卡普中的“蛇花”应是更确切的证据。   

2、鱼——生殖繁盛的象征   

在我国远古的绘画中,鱼的形象就普遍地出现了。新石器时期的仰韶半坡彩陶中的人面含鱼画,汉代墓葬画中保留的蛇鱼混合的怪物,都是典型代表。《山海经》也说:“蛇乃化为鱼”。考古学界对古老的鱼的形象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许多线索可以说明这种几何图案花纹是由鱼形的图案演变而来的。一个简单的规律,即头部形状越简单,鱼体越趋向图案化。相反方向的鱼纹融合而成的图案花纹,体部变化较复杂,相同方向压迭融合的鱼纹,则较简单。因此,鱼的形式感简单易于图案化,适合西兰卡普织锦的生产。但这却不是鱼的形式进入西兰卡普的根本原因。其最本质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土家人及先民巴人与鱼的关系密切。这个民族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直到唐宋时期)过着以渔猎经济为主体的生活。即使到了土司制度时期,农耕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土家人主要生产方式,渔猎经济比重下降,但“喜渔猎”的行为方式却成为土家文化的一个要素,生产与生活实践对象成为西兰卡普的表现形式。二是据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考证,鱼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具有生殖繁盛的意义,这一点比较适合于西兰卡普作为嫁妆的祝福意义。因此,鱼的形象从形式和内容都被视为最佳形象选用到西兰卡普图案中,这可能是三角形(鱼头)的真正来源。   

3、其它以动物为题材的图案   

这一类题材的图案包括马必(小马)、石必(小兽)、燕子尾、阳雀花、猫脚迹花、虎皮花、猴子花、野鸡花,等等。马必花图案造型表现了奔跑中的马的姿态。为什么在土家织绵中会出现这些动物形象呢?这是由于土家人及其先民长期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活动,艺术来源于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反映,生活中的美感在织锦中再现。至于“虎皮花”,有人说是因为土家人以白虎为图腾,这一说法是缺乏足够的依据的。实际上,织西兰卡普的酉水流域的土家族是不敬白虎的,而是赶白虎。明清时期,这一带的“打虎匠”都还很有名,自然这也是一个老虎经常出没的地区,对于狩猎对象,人们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将它融入了织锦。其实,西兰卡普中还有一种“台台花”,一台一台地排列,仔细分辨会发现那是虎头的造型,当然与图腾也没有关系。   

4、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图案   

这一类题材的图案有岩蔷花、藤藤花、韮菜花、菊花、桃子花、梭罗花、山梅花、天竺花、四朵梅、大白梅、小白梅、莲花,等等。其中四朵梅图案,是以土家族地区傲雪迎风的四朵梅花为中心,用连万字边为结构,选用红色为主调,以示吉祥与喜庆。在流行织西兰卡普的土家族地区,大多为山区,这里花草茂盛,林木苍翠。土家人及其先民在其历史的进程中曾经历过渔猎、畜牧、农耕等社会经济形态,无论处于什么形态,植物花草都始终伴随在他们的周围。大量的植物花卉图案进入土家织锦,应该是农业兴起并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时在民间美术中留下的印迹。   

5、以土家人日常生活用具为题材的图案   这一类题材的图案有粑粑架、豆腐架、椅子花、桌子花、桶盖花、梭子花、秤钩花、木箱(土皮八沟),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土家人磨豆腐、打粑粑、称秤的用具都成为西兰卡普的表现对象,题材的选取之大胆,不仅在美术领域是一个突破,就是在民间美术中也是极少见的。这种大胆的创造,一方面表现了土家人的丰富想象力与现实的结合;另一方面,也由于土家人居住在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山区,特别是土家族女性的生活圈子狭小,有限的视野限制了她们对更广泛题材的采纳,这也是西兰卡普作为一种土家族女性生产的民间工艺品的一个主要内容特征。   

6、反映民族风情的图案   这一类图案一是传统的,如反映西兰卡普传说故事的白果花、迎亲图、老鼠嫁女等。二是现代创作的,如毛古斯、摆手舞、土家风情、赶场归来、土家少女等。这一类题材不仅艺术地反映了土家族的民族风情,更主要的是它集中展现了土家族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民族心理,成为有力地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纽带。   

7、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图案   这一类的图案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汉族刺绣等形式的影响。如王字花、万字花、喜字花,双凤朝阳、狮子滚绣球、鲤鱼跳龙门、福禄寿喜花、十二生肖、蝴蝶扑牡丹,这些题材有着十分显著的汉文化特性,应该是随着土家人与汉民族的逐步交往而接受和融合的成分。   

西兰卡普的形象特征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与浓郁的乡土气息,它与世世代代的土家人及其先民们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生活与生产环境给予他们表现题材,大山赋予他们艺术的想象力,孕育了土家人共同文化的典型形式。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物,它像一枚化石一样,不仅反映了作为工艺品的西兰卡普的全貌与特征,而且从中映射出这个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事象,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土家族有着极大的研究价值。   

(作者系恩施自治州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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