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式铜釜的发现与认识

发布时间:2013-09-06 11:24 来源:www.BWG.org.cn 作者:朱世学 编辑:州博物馆 浏览:0次
  釜是古代的一种炊具,汉代有“破釜沉舟”、“釜底抽薪”等成语。战国到两汉时期,巴族地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釜,现就其出土情况及相关问题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窖藏出土的铜釜   建国以来,巴族地区窖藏出土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铜釜约30件,以鄂西南地区和湘西北地区为多。   (一)、鄂西南地区窖藏出土的铜釜   鄂西南地区窖藏出土并见于资料报道的铜釜共12件,其中恩施州境内7件,宜昌市境内5件。   1981年,咸丰清坪南家沟出土铜釜1件。釜底有铭文“八百”及一鹭、一鱼纹饰。1982年3月,咸丰十字路春光村豹子洞出土铜釜1件。1988年,来凤接龙桥出土铜釜1件。1984年,利川建南出土铜釜1件。1984年,恩施大集出土铜釜1件。1992年,恩施屯堡林家湾出土铜釜1件。1981年,巴东江北的火烽境内发现一窖藏,出土铜釜1件。1986年,宜昌秭归县杨林三渡乡下马台出土铜釜1件。釜底烟炱痕迹明显。1993年,宜昌土城出土铜釜4件。釜底有“富贵长宜”和“宜侯王”的铭文。   (二)、湘西北地区窖藏出土的铜釜   湘西地区窖藏出土并见于资料报道的铜釜约18件,分别出自花垣、保靖、吉首和永顺。   1964年,花垣县龙潭镇一次出土铜釜3件。1974年,花垣县三角岩乡出土铜釜2件。1975年,保靖县毛沟镇多乐一次出土铜釜8件。1983年,吉首市河溪镇出土铜釜3件。1983年,永顺县城东的卡必枯出土铜釜1件。   二、墓葬出土的铜釜   巴族分布地区墓葬出土铜釜的地点很多,仅笔者见于资料报道的就不下三十余处,在川东巴地与川西蜀地均有分布。初步统计数量约90余件,实际出土数量远大于此。   (一)、川东巴地出土铜釜   1954~1955年,巴县冬笋坝战国巴人船棺葬出土铜釜7件。1972~2002年,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先后出土铜釜9件。1982年,重庆临江支路西汉墓出土铜釜3件。1973年,重庆市水泥厂东汉墓出土铜釜2件。2001年,涪陵镇安战国墓出土铜釜3件。1982年,涪陵黄溪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1997年,云阳李家坝西汉墓出土铜釜4件。1998年,云阳故陵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0年,云阳佘家嘴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1~2002年,云阳马沱西汉墓先后出土铜釜4件。2002年,云阳张家嘴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1981年,忠县涂井蜀汉墓出土铜釜6件。1999年,忠县崖脚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0年,忠县宣公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1年,忠县老鸹冲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2年,忠县瓦窑西汉墓出土铜釜3件。2000年,万州大周溪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0年,万州大地嘴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1年,万州石地磅东汉墓出土铜釜3件。2001年,万州曾家溪西汉墓出土铜釜3件。2001年,万州金狮湾西汉墓出土铜釜4件。2002年,万州老棺丘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2年,万州武陵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1~2002年,石柱砖瓦溪墓先后出土铜釜4件。1999年,奉节小云盘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0年,奉节宝塔坪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1997年,巫山麦沱西汉墓出土铜釜1件。1998年,巫山双堰塘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2000年,巫山古城东汉墓出土铜釜1件。1998~2000年,巫山江东嘴西汉墓先后出土铜釜3件。1971~1978年,宜昌前坪两汉墓先后共出土铜釜8件。   (二)、川西蜀地出土铜釜   1980年3月,四川新都战国墓腰坑内出土铜釜5件。1984年12月,四川荥经县同心村战国墓出土铜釜2件。1972年,四川峨眉符溪战国墓出土铜釜2件。   三、釜的源流及特征   从上述可见,战国到两汉时期,巴族地区窖藏和墓葬中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铜釜,其共同特征是侈口、鼓腹、圜底。有不少底部有烟炱痕,可见为实用器。它实际上是由早期的陶釜演变而来。依照考古分期,釜的演变轨迹是陶釜→铜釜→铁釜。考古学通常所说的陶釜,一般具有圜底、夹砂、大口等特征。圜底是为了加大受火面积,陶质夹砂或夹炭,是防止陶器在火的烧灼下爆裂,大口则是为了方便取其中的食物。考古资料证实,巴族所在的三峡地区使用陶釜至少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   (一)、新石器时代的陶釜   在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时期,釜是出土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器类,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巴东楠木园、秭归柳林溪、朝天嘴等遗址出土的陶釜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陶釜,陶质夹砂或夹炭,陶色以红褐色居多,纹饰以绳纹占绝大多数,制作主要采用泥片贴接法成型。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时期(距今6000年左右),陶釜仍然是最常用的炊器,尤其是在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陶釜在各个遗址中大量出现,这一特点在三峡大坝附近的中堡岛、清水滩、杨家湾等遗址中表现最为明显。   在清江流域相当于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釜。以清江中游长阳境内的桅杆坪遗址和西寺坪遗址为代表[1]。桅杆坪遗址在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堆积层中就出土陶釜59件。西寺坪遗址在相当于大溪文化堆积层中也出土陶釜68件。   新石器时代晚期,尽管釜文化在经历了繁盛期以后,逐步趋于暂时的衰退时期。但在三峡地区相当于石家河文化的遗存中,以罐、釜为特征的土著文化依然十分明显。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宜昌下岸遗址中,以罐、釜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十分明显。共出土陶罐146件、陶釜87件,分别占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出土总数的39.8%、23.6%。   由此可见,三峡地区是我国东部鼎、鬲文化和西部罐、釜文化的交汇区。而以釜、罐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则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存当中。所以说,早期巴文化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土著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生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峡江地区的古人类极有可能为巴人的祖先,而正是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孕育了以后的巴文化。   (二)、夏商周时期巴人遗存中的陶釜   夏商周时期,“釜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衰败之后再度兴盛,在清江流域和峡江地区的早期巴文化遗存的陶器文化中,釜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釜最初是从西陵峡及其以南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   1、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陶釜   香炉石遗址位于清江腹地——长阳渔峡口[2]。在遗址的中心区约209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近4000件各种陶质生活用具中,就有陶釜近3000件,其单位面积出土陶釜数量之大,是目前鄂、渝等地区所有几十处巴文化遗址均无法与之相比的。   香炉石遗址自夏代开始一直到东周时期,都有以釜为特征的自成体系且发展稳定的陶器群体,土著文化特色十分浓厚,基本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就是到了巴人晚期的东周时期,虽出现部分楚文化的器物,说明楚的势力已经到达清江中游地区,但以“釜文化”等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无论从陶系和器物特点还是从器物发展的连续和稳定性看,香炉石遗址都堪称为“鄂西清江中游长阳境内的一处典型的早期巴文化遗址”[3]。   2、峡江地区巴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釜   夏、商、周时期,在峡江地区出土陶釜的遗址则发现有数十处之多,按照釜在各遗址出现时代的早晚,可将其划分为:夏末商初、商代中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等四类遗存。金国林先生经过对比分析研究后发现[4],釜最初是从西陵峡及其以南的清江流域发展起来的,且有逐步西迁的趋势。釜文化是峡江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与同时期周边的文化都有明显的不同,显然属于当地某一群体特有的文化,而在夏商周时期这一地区最强势、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莫过于巴人了。   关于早期巴文化与“釜文化”的关系,有很多学者进行过探讨。王然先生认为[5]:在鄂西南地区,始终有一支以釜为代表的陶器群的存在,成为该地区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因素最稳定的一支文化共同体。这支“釜文化”究竟代表了哪一个族体?而最能与之配套的就是历史上的巴人。杨华先生认为[6]:陶釜是鄂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之一,它们自身发展的序列也非常清楚,关于这支陶釜文化的主人,他认为与古代的三苗文化有关,所谓三苗,即蛮、濮、巴三个民族。邓辉先生认为[7]:巴人文化的特点,其遗存中明显的存在着西边蜀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原商文化的内涵,而本地以釜为特征的文化则占有重要的份量。   笔者认为,在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釜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时期,尤其是在夏、商、周时期的早期巴人遗存中大量出现,显然,它是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最典型和最具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有其独特的土著文化特征和自身清晰的发展线索,其使用时间之长、出土数量之多、在出土遗物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之大,是其它任何器物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它是我们判别早期巴文化遗存的一个重要标尺[8]。战国到秦汉时期,随着巴族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釜的形态也逐步由早期的陶釜演变成铜釜和后期的铁釜。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战国到两汉时期,巴族地区出土的数量较多的铜釜,实际上是由早期的陶釜演变而成,是巴人进入青铜文明以后,“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器形上看,依然延续了大口、圜底等特征,只不过质地发生了变化,由陶釜变成了铜釜,有的还饰有双耳。东汉以后,又由铜釜变成了铁釜。宋、元时期,巴族地区出现了八耳铁釜或六耳铁釜。相比较而言,器形更大,重量更重。不仅如此,在土家族地区,铁釜的使用延续到至今,土家人在火塘中普遍使用的鼎罐,实际上就是一种铁釜,这种大口、圜底的鼎罐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在土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十分神圣,因为它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美满。这一方面说明土家人受早期巴人文化的影响,对“釜”这种炊器情有独衷,同时也说明土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者系恩施自治州博物馆业务部研究馆员)   注释:   [1]、[2]、王善才主编:《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3]、王善才:《长阳香炉石遗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类型》,《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   [4]、金国林:《试论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釜与巴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5]、王然:《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巴人遗址考》,《文物考古论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6]、杨华:《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三),1998年。   [7]、邓辉:《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朱世学:《釜的历史与发展探微》,《三峡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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